2022年9月15日晚，由我院举办的启夏名家论坛第257期讲座通过腾讯会议平台线上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开展了题为“内圣外王的哲学省思”的报告。此次讲座由我院李敬峰教授主持，我院曹树明教授负责评议，南开大学、陕西师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宁波大学等校多所高校的教师以及研究生、本科生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谢晓东教授首先指出“内圣外王”的话题直接可以追溯到道家经典《庄子·天下》篇，晚近时期在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努力下成为儒家的代名词，并提出了本次讲座的主旨：即提出一种合理的理解方式，并以此为标准对现有的几种理解模式的优缺点进行分析。

讲座的主体内容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提出本次主题的评价标准，即内圣外王之间乃不离不杂的关系；第二部分对“内圣外王”的三种不同理解模式进行了分析和衡量；第三部分对“内圣外王”的概念进行了解读和澄清；第四部分提供了相关的四个相关的延伸问题。

第一部分中，谢晓东教授首先对“内圣外王”的评价标准“不离不杂”进行了解释。“不离不杂”指的是两个关系密切的事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不离”强调事物之间同时存在的内在关系，“不杂”强调事物在“不离”的前提下事物之前的不可化约，不可混杂的关系。接着谢晓东教授对相关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和阐明，“不离不杂”并非心灵哲学中讲的心身随附性（supervenience），随附性讲的并不是两个独立实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根据定义，“不离不杂”则是如此。“不离不杂”也并非佛教的“非空非有”，首先“非空非有”是一种双谴关系，因而无法事实上肯定事物之间的关系。其次，“非空非有”属于形而上学层面，而“不离不杂”则既可以应用于形而上学层面，也可以应用于非形而上学层面。本次讲座所说的内圣与外王之间乃不离不杂的关系，是一种非形而上学层面的应用。

在第二部分中，谢教授分别对三种不同的理解模式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第一种模式为由内而外地贯通之的传统理解模式，主要代表为《大学》中的“三纲领”、“八条目”思想和牟宗三提出的“良知坎陷说”，前者主张由内圣通向外王，后者主张由内圣开出外王。第二种模式为倒转说的现代理解模式，主要代表为林安梧提出的由外王而内圣的调适论和由谢晓东教授自己提出的强调外王第一义的思想。前者主张公民儒学以取代传统儒学，即传统儒家文化圈可以通过在学习和实践西方文明开出来的民主和科学的过程中，从而反过来对自家文明作出调适；后者主张社会儒学，即强调外王层面的立宪民主制度应该具有第一义的地位，现代立宪民主制度强调的中立性原则可以为个人的成圣成贤提供保障。第三种模式为内外各归其位的现代理解模式，主要代表为任剑涛提出的“内圣的归内圣，外王的归外王”的思想，其借鉴了西方政教分离的既成经验，并认为内圣外王相贯通是儒学无法完成的现代任务，强调两者的独立性。谢教授认为，第一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见于内圣和外王之间的不离。这种观点强调要同时重视内圣和外王，虽然可能会更重视内圣。其缺点是对于内圣和外王之间的不杂有所忽视。把内圣外王作为一个连续体去看待，在儒家语境中其实是把外王看作是内圣的逻辑延伸或直接延伸。这就使得该理解模式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同时外王也就失去了独立的地位。第二种模式最大的优点就是对内圣外王的理解发生了一个“哥白尼转向”，不再被数千年来占据主导地位的由内圣通外王的旧范式所控制，而是颠倒了过来，创造性地提出了由外王转内圣的新理解模式。缺点在于对外王和内圣之间的内在勾联似乎重视不够。第三种模式最大优点是注意到了内圣与外王的不杂，它把内圣与外王均视为两个独立的事物，从而拒绝了任何化约主义的诱惑。其不足之处在于忽视了内圣与外王的不离。

第三部分中，谢教授对“内圣外王”的概念进行了解读和澄清。传统的内圣外王只是针对个体，它是个人至善或境界的体现。其中，成就外王涉及到了他人，但是他人很难说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独立地位。此种意义上的内圣外王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内圣外王中的“王”有其独特含义，那就是君主或最高统治者。正是在前述的意义上，有学者认为，“时至今日，王权久已废除了，再标榜‘内圣外王’，那就不符合今日的时代精神了。”也可以对内圣外王中的“王”予以弱化或泛化理解，而视其为政治活动领域，在这种情况下，“ 圣”就可以理解为道德活动层面。于是，内圣外王就演变为道德和政治的关系。谢教授也对“内圣外王”在儒家和道家中的不同涵义进行了分析。道家一脉的“内圣外王”中“内圣”涵盖了道德与非道德修养两个向度，而“外王”则主要指的是以圣人（以及圣人化的君王）为代表的主宰者的外在事功。比较而言，传统儒家一脉的“内圣”主要指道德修身，因而比道家的要狭窄；“外王”主要指以政治为代表的外在事功，因而和道家的比较接近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内圣”与“外王”的理解虽然比较独特，但是其规模并未溢出传统儒家之外。大体而言，在“谁之内圣”这个问题上，道家（含黄老学）反而更加精英主义，而儒家则似乎较具普遍主义（平民化）一些。在“何种外王”这个问题里，道家和传统儒家差别不大，而它们和现代儒家则分歧明显， 因为后者接纳了科学、自由和民主这些外王的新时代内容。

第四部分中，谢教授提供了相关的四个相关的延伸问题。第一，不离不杂不是一种体用关系。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其体用论的思考模式影响深且大。谢教授认为内圣与外王都是独立的本体，不存在谁从逻辑上言更为根本的问题。第二，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对内圣外王之理解的逻辑拆分或可为传统的内圣外王理解模式之困境提供一定的佐证。第三，有人可能会认为内圣外王之道乃合一之道，是一个整体概念，因而不存在内圣和外王的分列。对此谢教授有两点回应:其一，“合一之道” “合外内之道”都是在承认了内外之分别的前提下然后论“合”的。换言之，无分即无合。其二，对于一个复杂事物先分解再综合，是一大优点而不是缺点。第四，有人可能会反驳:由于正义是社会政治制度的首要美德，一个总体上不正义的制度架构中，还能有内圣外王之道的生存空间吗?如果有，又是如何展开的呢?谢教授认为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次讲座的话题，有待深思。

在评议环节，曹树明教授从历史的角度对“内圣外王”话题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补充。曹教授认为其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春秋》中的“三不朽”尝试对“立德”、“立功”、“立言”三者的统一。除此之外，“内圣外王”还有一个宗法制度的社会土壤，以血缘亲情为关系建立的分封制决定了不是以冷冰冰的规范作为统治依据，而是以德行作为统治的重要依据。从儒家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论语》中提出的“修己以敬”（《论语·宪问》）正是内圣的表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正是外王的表现（同上）。除此之外，《大学》之后的《孟子》与《荀子》中的相关表达体现了先秦时期开始儒家在“内圣外王”的话题中已经出现分殊。孟子提出的“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正是内圣开出外王的理路。荀子提出的“ 圣也者，尽伦者也； 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荀子·解蔽》）以及“君子治治，非治乱也。曷谓邪？曰：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也。”（《荀子·不苟》）正是从社会规范的角度区分道德与政治的理路。曹教授从儒家思想的内核出发，认为内圣开出外王是儒家的核心理想标志和必然诉求，因而是一个应然的话题，不完全是一个道德与政治关系可能建构的具体问题，不可以从现实经验的成败中否定和质疑这种理想的追求。

在随后的讨论环节，谢教授就同学与老师们关于“政治话题中的天命信仰缺失”、“历史上的政治实践”、“传统人治与法制文明建设的结合”等问题做出了相应解答，深化了本次讲座的内容，带给大家极大的启发。李敬峰教授再次感谢谢晓东教授为陕西师范大学的各位师生带来的精彩讲座，师生们也在云端讨论区感谢谢教授的学术分享，本次讲座圆满结束。